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凝结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的百年探索，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演进的历史过程与理性逻辑，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历经政治方向确立、具体实践聚焦、经济目标重构、全面系统深化的演进过程，逐步从宏大的社会主义愿景，走向以经济建设为牵引、聚焦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最终升华凝结为“以人民为中心”“五位一体”全面系统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认识起、承、转、合的跃迁与升华。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重视历史经验总结，才能不断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理本论创始于二程，但二程并没有解答理为气之本和理为性之本的所以然，这构成了理本论的待解之题。胡宏在继承二程本体论的基础上，将《易》之太极与形上之道互诠，为道气本体论提供了新思路。但在性本论的统摄下，胡宏更侧重于发明性对于气、理的本源地位，相比于二程以理为核心的理本论，二者呈现出同归而异趣的面相。而朱子则在诠释《太极图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二程“未尝为一偏”的动静转化之理分殊为“动之理”与“静之理”,论证了理何以为气之本的问题。同时，朱子又以周敦颐《通书》对继善成性的划分为据，论证了理在先、性在后之说。相比于胡宏性本论，朱子则实现了对二程理本论的继承与超越，系统地证成了理本论。
对于人之为逻辑动物与人之为语言动物的相互依托，学术上的一种理据是：逻辑知识与语言知识具有内在统一性。事实上，国际上作为哲学基础课程的逻辑学以及许多逻辑思维类人文通识课的核心内容，其常规形态是一套貌似“外语”的严格化形式语言。更重要的是，追问和认清逻辑学所提供的形式语言对理解母语以及我们自身的思维方式何以重要，会把我们引向自然语言中对应于形式语言“逻辑常项”的一类小词。逻辑理论的主要功用之一就是以严格而系统的方式阐释这些广为使用却常被忽视的小词的意义。关注这类小词的精确意义与多样用法，不仅有助于深度领会逻辑与语言的贯通，还可以新的视角重估长期以来困扰逻辑哲学家的一些难题。
刑事申诉案件的审查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救济程序，但我国法律一直没有将这一审查活动纳入诉讼程序的轨道，相关规定散见于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目前我国的刑事申诉审查存在审查主体多元化、审查内容和程序不完善、配套制度作用发挥不到位等问题，因此，需要对刑事申诉审查制度进行改革探索，取消法院审查主体地位，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刑事申诉案件审查委员会对申诉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区分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构建刑事申诉审查程序；完善律师代理刑事申诉制度，规范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制度，提高刑事申诉审查质效，并逐步将其确立为正式的刑事诉讼制度，推动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
私募投资基金行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暴露了不少违规经营、管理失范等问题，而且涉及相关刑事犯罪。私募投资基金涉罪，包括纯正的私募基金犯罪和不纯正的私募基金犯罪两类。从非法性要素看，私募机构未经登记备案而擅自募集基金有可能涉嫌非法集资，但也不能仅仅因为行为违反了私募基金管理有关规定就直接认定为构成非法集资犯罪，要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必须同时违反关于非法集资的相关法律规定。从金融性要素看，“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不属于有关《刑法》条文规定中的“基金管理公司”范围。从募集性要素看，私募基金管理人采用代持、拼单或非法拆分等间接投资方式募集基金，突破合格投资者限制，涉嫌变相非法集资。私募基金涉罪的监管规制路径包括完善有关刑事立法、司法解释规定，重视企业合规管理。
1979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分段包干与选择性接力的证明结构。它既体现在侦诉审关系中，也体现在上下审关系中。在这一结构中，公检法在各自主导的诉讼阶段只有调查程序和方式的差异，并无查证责任和目标的差异。后端办案机关有接力查证的责任。接力者具有依照法定证明标准选择是否接力的判断权，也有选择接力主体、范围和方法的裁量权。《刑事诉讼法》虽然历经多次修改，但均朝着优化结构的方向前行。我国刑事证明结构具有如下鲜明特色：一是事实认定权力的去中心主义，二是专门机关查证责任的同质化，三是查证范围认定权的单元化，四是“调查”真相演变为“接着查”真相，五是作为查明真相协助者的辩方。
当前学界对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界定大多与环境损害预防相区分，予以狭义的界定。这将会导致生态环境立法的不连贯性和不系统性。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应包含现行环境法所规定的预防原则及德国环境法所不予考虑的“剩余风险”。根据“风险”的可靠性、紧迫性和科学性，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应当进行广义阐释，包括“危险阻止”“风险预防”“未来预警”。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应分为三层法律构造，即生态环境损害“危险”预防、可预见性的风险预防和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预防。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具有三种不同功能，即价值性功能、概括性功能和具体性功能。功能是横坐标，构造是纵坐标，二者相交便构成了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在生态环境法规范中的表达。
以往关于政府扶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分歧，原因之一是相关企业在获得政府扶持之后采取的策略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对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导致其后续的创新效益也存在不同。在拓展政府扶持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其存在S形影响曲线的基础上，比较了政府扶持激励效应的所有制和组织形式异质性。研究发现：针对非国有企业和集团企业，政府扶持规模对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存在S形影响效应；而对于国有企业和非集团企业而言，政府扶持规模则对企业探索式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线性影响。研究结果不仅明晰了政府扶持对技术创新的复杂影响机制，而且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扶持激励效应的边界条件，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交通运输结构优化是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以地铁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20年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考察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地铁建设可以有效促进城市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且回归结果高度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地铁建设引发的外商直接投资、绿色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升级是地铁影响城市绿色转型的重要机制；地铁建设对城市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在三线城市、西部地区以及非资源城市这一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为交通强国背景下我国如何推动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充分释放地铁建设的绿色发展动能提供了政策启示。
共同富裕背景下，关注并探索住房公积金如何促进流动人才城市定居，对于实现“人才红利”和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讨论了住房公积金对流动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显著提升了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在进行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住房公积金对已婚、无房及非国有单位流动人才群体居留意愿的提升效果更明显；住房支付能力与购房意愿作为中介变量，在住房公积金提升流动人才居留意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综上，文章从流动人才居留意愿角度，为住房公积金继续坚持扩面改革，并向体制外和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提供了经验证据。
文章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模式转变的视角，首次考察了充当辖区间竞争“新”工具的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财政通过引发地方政府的支出竞争、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不仅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还抑制了企业出口退出和延长了出口持续期。但由于存在与税收竞争、补贴竞争相关的企业寻租、“政治包袱”以及与支出竞争相关的公共品偏向性扭曲配置，土地财政也使出口企业长期被锁定于低质量、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复杂度的低端竞争方式。概括而言，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开展辖区间竞争的策略性行为在促成出口繁荣的同时也付出了出口企业核心竞争力丧失的代价，对中国“大而不强”出口模式产生了“土地财政诅咒”。
作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股份制”改革看似给乡村社会带来了颇具内在矛盾的多重影响，实则在具体社会情境下，与其他宏观结构因素一起，共同导向了城镇化这一后果。在郊区农村，这项改革一方面导致了农民-农村关系的“金融化”转型，使农民的集体权益脱嵌于其对村集体的行政依附，为他们的城镇化迁移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另一方面，农村股份制隐含的独立法人资格为村集体强化组织能动性提供了制度支撑，而股息分红的压力也使得这一类城市周边农村成为专注于土地经营的市场法人主体，嵌入当地土地城镇化的实践场域中。由此，郊区农村股份化成了城镇化机制的一部分。来自农村一端对城镇化机制的能动塑造也启发我们去反思城镇化研究中的过度“城市中心主义”取向。
自迈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民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教育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最鲜明的时代趋势，更是教育强国建设之根基。相应地，统筹推动教育更高水平与更均衡的发展对教育财政供给侧改革提出全新要求，如何有效优化教育财政资金结构、动员社会协同育人成为关键。基于国际比较视野与我国教育强国建设实际，归纳新兴创新融资模式在教育财政供给侧改革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梳理其理念源流，分析社会影响力债券、微型税收与收入共享契约等工具的基本框架、运转模式与运行机制，结合国际案例综述教育创新融资模式的构型特点与实践优势，提出对我国教育财政体制机制现代化的若干启示：加快教育综合性基础设施投资托底、完善教育财政顶层设计与系统督导、恪守教育公平与法律保障的底线。
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改革试点由审判阶段向审查起诉阶段延伸，将有效提高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但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与有效辩护的双重视角出发，刑事辩护率提高的同时应当同步关注刑事辩护质量的提升。囿于律师资源分配不均、统计口径不区分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法律援助经费不足、辩护质量评估体系阙如，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辩护质量与有效辩护的标准仍存在距离。下一步，在量上，应当借助律师人数不断增长的契机，推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向侦查阶段覆盖；在质上，则应当通过提高法律援助辩护律师的经费保障、推动值班律师辩护人化、建立健全法律援助质量评估体系，以实现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从“有”辩护向“有效”辩护的目标迈进。
<正>2023年4月25日上午,浙江工商大学与商务印书馆签约揭牌仪式在浙江工商大学教工路校区举行。仪式上,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联合编辑部签约揭牌成立。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郁建兴,校长王永贵,副校长顾青,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顾青,副总编辑、杭州分馆董事长郑勇,杭州分馆总编辑白中林,与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郑英龙等出席并见证签约。